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即19世纪中叶， 由于国内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业在艰难中的萌芽，由李赞、黄宗羲所引燃的启蒙思潮，才又一次勃起，并且由于形势，变成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反清革命的大森。于是，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短短八十年间，启蒙思潮每每越过了西欧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从不完备的历史哲学走向了不完备的唯物史观。中国的哲学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师，没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时间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势的骤变、各方面的历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近代，都在呼唤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及大历史学家，可由于条件不成熟，始终处于“呼唤”的阶段。一个民族的大灾大难惟有真正过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历史反思，而在动乱之中，现实的迫切需求压倒了一切，人们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也来不及真正、全面把握一切历史材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为近代奉献一部完备的历史哲学史或，史观史——一是它自身不曾、也不可能成熟便被超越，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显然还受历史的局限，对其宏观把握尚待后人——“呵，原来如此”的说法，未免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