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即19世纪中叶, 由于国内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业在艰难中的萌芽,由李赞、黄宗羲所引燃的启蒙思潮,才又一次勃起,并且由于形势,变成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反清革命的大森。于是,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短短八十年间,启蒙思潮每每越过了西欧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从不完备的历史哲学走向了不完备的唯物史观。中国的哲学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师,没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时间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势的骤变、各方面的历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近代,都在呼唤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及大历史学家,可由于条件不成熟,始终处于“呼唤”的阶段。一个民族的大灾大难惟有真正过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历史反思,而在动乱之中,现实的迫切需求压倒了一切,人们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也来不及真正、全面把握一切历史材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为近代奉献一部完备的历史哲学史或,史观史——一是它自身不曾、也不可能成熟便被超越,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显然还受历史的局限,对其宏观把握尚待后人——“呵,原来如此”的说法,未免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