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210]
班固竭力宣汉，故对文、景评价甚高。虞世南则不然，他认为汉文帝几乎近于“王道”，而汉景帝则不能与周康王相比，这跟司马迁的评价是很相近的。这个比较证明，怎样看待历史人物，史家在认识上的差异和评价上的分寸，是有明显的不同的。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了困惑，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后人研究的兴味。
史家对君主功与德的一个突出方面进行评价的方法，也包括对失德君主的评价。《帝王略论》在评价宋孝武帝、宋明帝时写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