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意申明的是，国家干预权向社会领域的让渡与城市外力冲突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张力表现形式有密切关联。汉口既为枢纽通衢之地，又为晚清各路兵家争锋的热点，所以暴力攻伐现象层出迭现。罗威廉在书中的结论性部分曾经指出，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在特征上最不同的地方，即在于其中存在着独特的底层居民的普遍抗拒行为和暴力冲突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并非一定起着负面的作用。他引述E.P.Thompson等人的话，认为通过违反秩序、犯罪来唤起团体的感情，对维系和复兴公共凝聚力是有贡献的，也许是健康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关键在于有一个调适与遏制暴力侵袭的有效模式，以及和解妥协的习惯和高度的城市团体制度化的观念。汉口在太平天国以后犯罪率的上升，一方面可说是底层阶级崛起的标志；另一方面对犯罪趋势的有意识引导却创造和维护了城市秩序的和谐，整个冲突与控制的过程都不是在国家指导下完成的，而是在地方社会自身中创始和运作的，因为国家对自治水平上的公共聚集方式素来持一种矛盾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