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她们遮遮掩掩,欲说还羞。很多客人都这样。没必要,我们又不是领导和检察官。过一会儿子午招呼我过去,她们要两个港澳通行证,而且要香港入境处盖过章的,他不知道该开多大的价。我就把她们带到路边靠北大南墙的僻静地方。“定金每个证一千,”我对她们说,“交货时每个再付一千。”
“两千一个?”胖一点儿的女孩儿说,“别漫天要价啊,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行情早摸清楚了。”
那口音,我打赌出不了胶东半岛。舌头硬邦邦的,说话时拼命往后拉,普通话说得还没我好。“就知道瞒不过你们北京人,”我说,“换了别人定金起码一千五。”
瘦一点儿的女孩儿说:“我朋友办一个会计资格证才四百。”
“你要吗?我三百就给你办。”我递给子午一根烟,“你要去的可是香港和澳门哪,快赶上出国护照了。”
“我们不是真要去。”
“我知道,想去凭这个也去不了,但我得做得跟你们已经去过了一样真实,是不是?”我用胳膊肘儿捣了捣子午。
“小姐,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前几天,”子午说,做着样子看我,“上周二吧,一个河北的什么局长刚从我们手里取了货,港澳通行证,还两千五呢。”
就这么定了,十天后交货。她们都准备掏钱了,反穿夹克鬼魂似的突然冒出来:“小姐,”他笑嘻嘻地对两个女孩儿说,“要什么证?我这里至少便宜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