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在晚清初期得以中继和扩展四方,梅曾亮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桐城派作家,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朱琦(1803—1861)、吴敏树(1805—1873)、曾国藩(1811—1872)、戴均衡(1814—1855)、王拯(1815—1876)等。他们大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对以前的桐城古文加以变革,写出一些面向现实、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如吴敏树的《书谢御史》、王拯的《陈将军画像记》《王刚节公家传跋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体现了晚清初期桐城派的重大变革和新的成就。
随着姚氏高足的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衰落之势日渐明显。就在此时,曾国藩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势力,大力收罗天下文士,从而使桐城派再度出现所谓的“中兴”局面。当时聚集在曾氏周围的幕府宾僚多达百人以上,其中除十几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他如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郭嵩焘(1818—1891)、李元度(1821—1887)、俞樾(1821—1907)、王闿运(1832—1916)等,都是当时提倡古文的著名人物,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由于曾国藩是湘乡人,故人们又将桐城派的这一支系称为湘乡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风流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