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现了人性构成中这三个东西之后，他再回到社会组织方面来，就没有困难了。他证明有一个在统治和法律维持秩序之下的阶级，因为否则它的行动就会没有限制并会借自由之名来破坏和谐与秩序；还有一个阶级，它的意向是一切服从和忠于法律，虽然它本身不能发现法律所由派生的目的；而在顶点上，在任何有良好秩序的组织中，便是那些以理性为其杰出的自然性质的人们的统治，不过那种职能首先要通过教育来培养。
难得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实的了，任何意图发现社会现象之心理的原因和根源的运动，事实上，是一个逆行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把当前的社会倾向理解为人性的结构，然后再用它来解释它们本身所由推演出来的社会倾向。于是那些反映新工业和商业运动的人们，把柏拉图所谓必然罪恶的欲望当作是社会幸福和进步的基石，这是“自然的”。同类的事情现在也是存在的，用爱权力来代替一世纪前把利己当作统治的“动机”的职能——如果我把动机一词加上一个引号，那也是由于上述的理由。因为所谓动机，在批判的检验之下，与其说是人性中的简单因素，毋宁说是在文化条件下所构成的复杂态度。
即使我们所论及的，实际上，是真正人性中的因素的倾向和冲动，除非我们完全轻信流行的意见，我们发现：它们本身对于社会现象是没有作任何解释的。因为只有当它们跟周围的文化条件交相作用而形成了习得的性向时，它们才产生后果。可以请霍布斯来作见证，他是现代第一人把“自然状态”及其法则——即一切政治理论的古典背景——和人性未受教育的原始状态等同起来。按照霍布斯的看法，“在人性中，我们发现了产生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猜疑，第三，荣誉。第一个使人追求利益；第二个使人追求安全；第三个则使人追求名誉。第一个用暴力使他们自己成为别人的主人；第二个是用以保护他们；第三个是为了一些琐事，如直接在他们个人中的或反映在他们的亲戚、朋友、民族中的一个字眼、一个微笑、一个不同的意见或任何其他轻视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