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情景交融”说在中国诗学的构架中处于什么地位呢？我的看法是这样：诗的基本单位是“意象”。自刘勰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之后，“意象”逐渐被诗学家所重视，并把它当成诗的原质。唐代司空图写道：“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代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说：“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然而这种透莹的意象由什么构成的呢？是由情与景这两个元素构成。情与景相契合而生意象。景中含情或情中寓景，诗的意象就会自然呈现出来。如果情与景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达到水乳交融的水平，那么诗的意象就构成并升华为意境，而意境乃是诗的极致。由此可见，“情景交融”说在中国诗学的构架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情与景的关系处理得如何，关系到作为诗的基本单位的意象的营构和作为诗的极致的意境的创造问题。这就不难理解，明、清两代诗学家们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探讨诗歌创作中的情景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