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年（1885年），康有为遂根据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手定大同之制，以《几何原理》为蓝本著《人类公理》。在这部书中，康有为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最先提出“人的解放”这一口号，并绘制了他的理想世界的蓝图。
1886年，康有为在修订《实理公法全书》的同时，作《康子内外篇》、《教学通议》及《韵学卮言》。《康子内外篇》之内篇言天地万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教学通议》的撰述宗旨，据康有为自己说，是他看到“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是因为“患其不师古也”。而世人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而他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所以，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于是他循周公之典范，以《周礼》为蓝本，敷教言治，表现出浓厚的古文经学的倾向。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康有为虽为晚清今文学经学的重心，在思想观念上也与常州学派的经学比较一致，但其以经世致用为标志，尤其是其早年曾精心研究古文经学的经典《周礼》等，似也是不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