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人要走运,鬼神难挡,天上掉的馅儿饼,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他的头上。据王士祯的《召对录》《渔阳山人自撰年谱》,那故事还颇具一点今古奇观的味道:“康熙丙辰(十五年),某再补户部郎中,居京师。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予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霨)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祯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明年丁巳(十六年)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英)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祯名至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溥),再以士祯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从此,入值南书房。
要是知道康熙那几年里,由于强撤“三藩”,激使吴三桂反叛,双方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胜负前景不明,因而觉得江山不稳。由于害怕人心败乱,更害怕有人给他捣蛋,这个精明的政治家,需要一个文化战线上的领军人物为他稳住阵脚,也就不诧异王士祯为什么会鸿运当头了。从康熙所说“朕亦知之”忖度,这个以“神韵”说,以“漂白”文学为创作主旨的王士祯,早就是陛下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所以,王士祯进入南书房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他“漂”得再“白”不过的三百首诗,送呈御览。康熙阅后,大喜,因为正合孤意,赐名曰《御览集》,并写下评语:“作诗甚佳。”如果放在十年“文革”期间,这大概就是“样板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