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袁世凯利用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有产阶级怕乱求稳的心理，争取到他们及其代表的民意支持。如前所述，民国成立后，有产阶级对政治的关心度和参与度实际并不高，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发展实业，同时保持个人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他们此种心态本身无可厚非，在近代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确实远过于其他因素。但是革命派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发展的要求以及与此相关的怕乱求稳心态缺乏体认，在坚持反袁正当性的同时，并未对他们的利益诉求给予相应的安抚与实际的保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他们的担忧。当全国商会联合会电请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袖，表示“我商民初以脱离专制故，不惜生命财产赞助大举”；当“人心渐定，商业亦有来苏之望，方冀次第建设，福利可期”；唯“谣言四起，险象环生。迭接各省商会函电报告，商货停顿，市面凋零。”要求孙、黄等“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俾大局日就平静，而我商界亦得忍痛须臾，力求恢复”。孙、黄等在复电中坚持，“苟有立心不轨，破坏共和者，众当弃之，断不宜姑息养奸，自贻伊戚”；同时以“国民党乃系政党，其政纲早经宣布”为由，表示对“通电全国，恐转滋歧惑”，实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当上海总商会致电袁世凯，请“以保卫商民、维持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业喘息余生，再罹惨祸”时，袁当即表示“愿商旅不惊、尘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并令各省“督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以此观之，有产阶级疏远革命派、亲近袁世凯并非偶然。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较之一般民众之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以其经济地位和实力可以公开表达意见，反映社会动向，在革命派与北洋派争夺的实力天平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可是革命派却因未能体认他们的心态与代表他们的要求而失去了他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