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骆宾基正欲登上眼前这座艺术的山峰，完成他向新的创作高度飞跃之时，1957年反右派的狂风暴雪又将他吹落在原来的基点上。骆宾基随着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和文艺气候的急剧变化，而造成这一创作上的“回跌”现象，体现在具体作品中便产生了前面曾提到过的一些问题：比如《北京近郊的月夜》一组作品，为反映“大跃进”即将到来的“壮观”，架子摆得挺大，可很少有个性鲜明的性格；《山区收购站》中虽然写出一些颇为复杂的矛盾冲突，但解决这些矛盾时似乎就靠一个女孩子曹英，有点简单和肤浅化[12]；《草原上》和《暴雨之后》里干脆侧重于描写自然风光，而对生活素材缺乏提炼，人物塑造掩盖于风景描写之中。表现在妇女形象的塑造上，以《父女俩》为标志的转折，不是发展了香姐儿形象上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塑造生动感人的妇女形象的深厚功底，而是使以后作品中的妇女再也没有达到有血有肉的香姐儿的审美高度。和香姐儿相对照，柴桂英（《北京近郊的月夜》）、曹英及其他次要女性形象显得缺乏一种真实可亲的人情味。于是，骆宾基建立起来的以柔美为性格基调的女性世界，在浮夸风、共产风、冒进风的强劲吹动下，在把社会主义英雄人物越拔越高的创作潮流中，在极左的社会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形之下，开始大量地涌现壮美的“铁姑娘”型的人物；以至于作者再也不愿（也不敢）去描绘女性的优美姿容，刻画她们丰富而细腻、复杂又多样的内心世界[13]，最后他干脆把女性赶出了小说的大门[14]。我们可以想象，以细腻、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见长的作家，却避开了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女性形象，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个性会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