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共同体的公民面临着对其信仰的重组或其制度的再造或两者的这类刺激所做的反应，将不仅取决于他们已经拥有的推理、质疑和推理能力的材料，而且也取决于他们的发明创造能力。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将决定对信仰的摒弃、校订和重构，对权威的重评、对文本的重绎、以新的形式突现的权威和新文本的产生等结果的可能范围。因为信仰在（并通过）仪式和仪式表演、面具和服饰以及房子的建造方式和村镇的布局中获得表达，当然，总的说来通过行动表达，信仰的重构就不应该仅按理智去考虑；更准确地说，理智早就不应该认作是一种笛卡儿式的心灵或唯物主义式的脑智，而应视作通过思维的个人使自己相互关联，并使他们与社会和自然客体相联系，就像这些客体将自身呈现给他们一样。
我们现在到了对传统开初形成中三个阶段进行比照的时候了：在第一个阶段中，还没有对相关的信仰、文本和权威提出质疑；在第二个阶段中，识别出各种各样的不充分性，但尚未对此予以补救；而在第三个阶段中，对这些不足的反应体现在一套重构、重新评价以及新的系统阐述和新的评价方面，以设计出这些东西来补救不足和克服局限。在一个人或一段文本被赋予权威之后（这种权威被认为是来自其与神明的关系），那种神圣的权威因此会在这一过程的进展中免遭否定，但其话语当然可能得到重新地阐述。这实际上是那些被视为神圣的东西被豁免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