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她们遮遮掩掩，欲说还羞。很多客人都这样。没必要，我们又不是领导和检察官。过一会儿子午招呼我过去，她们要两个港澳通行证，而且要香港入境处盖过章的，他不知道该开多大的价。我就把她们带到路边靠北大南墙的僻静地方。“定金每个证一千，”我对她们说，“交货时每个再付一千。”
“两千一个？”胖一点儿的女孩儿说，“别漫天要价啊，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行情早摸清楚了。”
那口音，我打赌出不了胶东半岛。舌头硬邦邦的，说话时拼命往后拉，普通话说得还没我好。“就知道瞒不过你们北京人，”我说，“换了别人定金起码一千五。”
瘦一点儿的女孩儿说：“我朋友办一个会计资格证才四百。”
“你要吗？我三百就给你办。”我递给子午一根烟，“你要去的可是香港和澳门哪，快赶上出国护照了。”
“我们不是真要去。”
“我知道，想去凭这个也去不了，但我得做得跟你们已经去过了一样真实，是不是？”我用胳膊肘儿捣了捣子午。
“小姐，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前几天，”子午说，做着样子看我，“上周二吧，一个河北的什么局长刚从我们手里取了货，港澳通行证，还两千五呢。”
就这么定了，十天后交货。她们都准备掏钱了，反穿夹克鬼魂似的突然冒出来：“小姐，”他笑嘻嘻地对两个女孩儿说，“要什么证？我这里至少便宜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