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人要走运，鬼神难挡，天上掉的馅儿饼，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他的头上。据王士祯的《召对录》《渔阳山人自撰年谱》，那故事还颇具一点今古奇观的味道：“康熙丙辰（十五年），某再补户部郎中，居京师。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予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霨）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祯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明年丁巳（十六年）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英）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祯名至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溥），再以士祯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从此，入值南书房。
要是知道康熙那几年里，由于强撤“三藩”，激使吴三桂反叛，双方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胜负前景不明，因而觉得江山不稳。由于害怕人心败乱，更害怕有人给他捣蛋，这个精明的政治家，需要一个文化战线上的领军人物为他稳住阵脚，也就不诧异王士祯为什么会鸿运当头了。从康熙所说“朕亦知之”忖度，这个以“神韵”说，以“漂白”文学为创作主旨的王士祯，早就是陛下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所以，王士祯进入南书房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他“漂”得再“白”不过的三百首诗，送呈御览。康熙阅后，大喜，因为正合孤意，赐名曰《御览集》，并写下评语：“作诗甚佳。”如果放在十年“文革”期间，这大概就是“样板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