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说：“小朋友，道德是从法律开始的。如果单纯是宗教问题，法律根本没用，宗教情绪强的民族没有几条法律。在民法之上还有政治法。你知道在政治家心目中，你们十九世纪的门楣上写的是什么？一七九三年，法国人把平民的主权说做高于一切，结果产生一个专制的皇帝。这是你们民族的历史。至于私生活，塔里安太太[133]和菩哈南太太行事并没有分别。拿破仑娶了菩哈南太太做皇后[134]，却从来不愿接见塔里安太太，虽然她是公主。拿破仑在一七九三年是革命党，一八〇四年戴上铁铸的皇冠。一七九二年时高呼不平等毋宁死的健将，从一八〇六年起制造一个新兴的贵族阶级，后来路易十八也承认了。如今高高在上，住在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在国外的行事更要不得：有的放高利贷，有的做买卖，有的做小肉饼，有的做厨子，做农夫，做牧羊人。可见在法国，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道德方面，每个人走到终点都推翻他的出发点，不是用行为推翻主张，便是用主张推翻行为。政府也罢，个人也罢，根本谈不上逻辑。因为你们早已没有道德了。如今在你们国内，成功是至高无上的理由，可以替所有的行为辩护，不管哪一种。事实本身毫无作用，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实的观念。从这一点上，小朋友，我们得出第二条规则，就是：外表要好看！藏起你生活的内幕，只拿出灿烂的一角。行事机密是野心家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是我们一派教会的规则，你得牢牢记住。大人先生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不过是暗地里干的，他们平时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先生。小百姓在暗地里发挥美德，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他们的倒霉事儿，所以被人轻蔑。你藏起你高尚的品质，叫人看到你的疮口。你公然爱上一个女戏子，和她同居；这是你们俩的自由，没人好责备；不过你同公众的意见对立，不服从社会的规则，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要是不把高拉莉从加缪索手中抢过来，不给人知道你同她的关系，你就能娶到特·巴日东太太，一跃而为安古兰末的州长，特·吕庞泼莱侯爵。你何不改变一下行事，把你的美貌，风度，才智，诗意，统统摆在外面呢？要干不清不白的勾当，至少关着门偷偷的干，那就没人说你玷污这个社会大舞台上的布景了。这个办法，拿破仑叫作躲在家里洗脏衣服。从这第二条规则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形式最重要。我所谓形式是什么意思，千万要弄清楚。有些无知无识的人为饥寒所迫，抢了一笔钱，便成为刑事犯，不能不向法律负责。一个可怜的天才发明一样东西，办成企业可以发大财；你借给他三千法郎（按照那两个戈安得拿到你的三千法郎票据，盘剥你妹夫的办法），你尽量难为他，逼他出让发明的一部或全部，那你只对你的良心负责，你的良心可绝不会送你上重罪法庭。反对社会现状的人把这两种行为做对比，痛骂法律，代大众抱不平，指责法院不该把半夜里越墙偷鸡的贼送去做苦役，而一个诈欺破产，害许多人倾家的人，只监禁几个月。可是那些伪君子心里明白，法官把窃贼判罪是维持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壁垒，那壁垒是推翻不得的，否则社会就要解体；不比闹破产的商人，夺遗产的能手，为了自肥而扼杀一项企业的银行家，不过把财产换个地方罢了。所以，孩子，社会为它本身的利益，不能不在形式上有所区别，正如我为着你的利益劝你有所区别一样。最要紧是把自己看作和整个社会一样高。拿破仑，黎希留，梅提契家族，都自认为和他们的时代并驾齐驱。想不到你对自己的估价只有一万两千法郎！……你的社会不再崇拜真正的上帝，只崇拜金牛了[135]！那是你们的大宪章制定的宗教，在政治上只看你的产业。那不是鼓励所有的人民做富翁吗？……等到你用合法的形式挣到一笔财产，成了富翁，做了特·吕庞泼莱侯爵，你就好奢侈一下，讲节操了。那时你尽可自命为高尚，清白，没有人敢反驳你，即使你挣家业的时候做过不高尚不清白的事——当然我不劝你这样做。”教士说到这里，拿起吕西安的手拍了拍。“你长得一表堂堂，脑袋里应当装些什么进去呢？……只要记住一点：定下一个辉煌灿烂的目标，藏起你的手段和步骤。你过去的行动完全像小孩儿，你应当做大人，做猎人，暗暗的躲在一边，埋伏在巴黎的交际场中，等鸟兽，等机会，别爱惜你的人格，别爱惜你的所谓尊严；因为我们大家都服从一样东西，不是服从嗜好，便是服从迫切的需要，可是必须遵守一条最高的原则，就是严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