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与追随者问题，这一社会学与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有关的所有重大问题——如领袖的特有品质、领袖的种类、领袖的遴选、领袖的教育、领袖与追随者相互制约的形式等——对于一个因战争和革命而在各个生活领域被部分地夺去了其以前的历史领袖人物的民族而言，必然是燃眉之争，此不待言。在领袖层发生或多或少带有突然性的更替现象的一切重要时期，情况莫不如此。因此，当前每一种群体，不论是政党、阶级、职业群、工会、各类学校、青年运动，还是宗教和教会团体，都在为领袖问题进行着激烈角逐。处处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对领袖人物的渴望，这渴望之情如此急切、如此不可遏制，以致人们不惜使用最歪曲事实、最空泛和最怪诞的表达形式。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的也许是不计其数的新的“共体”、“社交圈子”、“教团”、“教派”、“学派”，它们突然在我们国家冒了出来，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生存利益，每一个团体都有其特殊的“救世主”、“先知”、“世界改良家”为其中心，每个团体都有改革和教化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崇高目标。[1]我们的时代正以这种特征警示着人们，使人们想起日益走向没落的希腊古代。
我无意干预这些现代的教派形式，无意涉入它们相互之间的争斗和多方面的活动。我只是想科学地并以严格的客观态度，从理论上审慎思考宗教、国家、经济、民族等各个基本生活领域中的领袖问题，当然是在一个确定的世界观和生存观的背影之下，只要对我们的问题讨论有必要，我将对这些观点进行精确描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尤其世界史的伟大传说和说教就领袖人物和追随者问题所能够传授给我们的具有典型—普遍意义的东西，认识与科学就此所能提供的可以说很少、而且实际上也并不重要的材料，我将尝试着一一评说，希望这对于人们如何选择以及选择谁为领袖这一重大的生存问题不至完全无益。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应明确而清楚地指出，我绝对没有想过将我自己装扮成领袖，甚至不曾想到推荐某些方面的领袖。我是教师而并非领袖；我是一个想传授关于领袖及其在生活与历史中的重要性的客观知识的人。这与领袖是根本不同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