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选文发表时正值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开启山林”的重要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出版界形势混乱。一方面，人民的文化需求不断高涨。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新书的共计有185家出版机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出版、重版的图书近5000种。但另一方面，出版业内部机制不完善，正如茅盾在上述文章所提及的“大托拉斯”等问题，出版、发行、印刷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分工不合理且发展步调不一致等种种问题。同时，公营出版业发展稍快，私营出版业发展相形见绌，亟须国家进行引导。就受众市场来看，新中国建立初期多数读者不通文墨，文盲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如何跨越文化鸿沟、实现高效的文化引导，是出版从业者需渊思寂虑之事。
茅盾先生此次讲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整篇讲稿针砭时弊且慷慨激昂，脉络清晰且重点突出。开篇，他肯定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在历史上，将来是要大书特书的。”随即，茅盾分三个层面论述，首先他点明现阶段中国人口基数大且文化素养低下，“中国文盲很多，但事实上除了文盲，以现在的出版力量来应付目前社会所需要的书籍，还是大大赶不上”。其后，他具体阐释了中国出版业分工庞杂、全国出版业分布不平衡的“出版事业畸形发展现象”，并例举外国出版业分工细化的优势，给与会出版者以深刻思考。最后，作为一个始终信奉辩证思想的人，茅盾对出版业现状并非一味批驳。他同样肯定了以上海通联书店、连联书店为代表的具有“联合”性质的组织，并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走到将来全国大分工的第一步。”由此可见，茅盾更像是一个中国出版业在扬帆远航途中的舵手，不仅能给出版从业者以现实的警示，更鼓励他们要充盈信心，不畏艰阻，“相信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能解决问题，把出版工作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