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迈前代的绘画成就
魏晋南北朝称为乱世，同时却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社会相当开放的新时代，这就为文化艺术的繁盛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儒家经学正统地位的丧失，玄学代之而起，进而成为新时代的思想潮流。玄学在政治观念上崇尚自然，追求通脱；在行为上不拘礼法，放荡旷达。其发展流布又直接影响到当时艺术园囿的创作风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战乱，给佛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无法跳出人间的苦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幻想来生到达幸福的彼岸；而上层统治者也需要利用宗教“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生活的门票”。于是，佛教很快地弥漫于整个社会，到南北朝时趋于极盛，几乎人持佛号，家燃佛灯。佛教的盛行又必然为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门。自三国时起，大批天竺僧人陆续东来，如康僧会、维祇难、竺律炎、鸠摩罗什、昙无谶、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他们或越葱岭、渡流沙而至中原，或渡海泛舟而抵江南，带来了大批的佛经、佛像，到处立寺建塔，传经布道；中土的法显、慧景、道景、慧应、慧嵬等一批高僧也甘冒风险，历经磨难而西行取经，无不持经携像而归。佛教文化艺术之东渐，并很快与中国传统艺术交相融合，使佛画风靡当世，从而开辟了该时期绘画艺术的新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