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的言论毕竟不能完全由袁世凯操控自如，为了称帝的需要，袁开始组织自己的人马，制造称帝舆论，首当其选的是杨度。时任国史馆副馆长的杨度，对袁图谋帝制事先当有与闻，且又善体察袁意，他主动向袁表示准备组织鼓吹帝制的机构，并以“学术自由”为辞，打消袁对此举可能引起外间反弹的担心。在得到袁的默认后，杨度快手快脚，于1915年8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袁世凯筹备帝制过程中最为知名的机构——筹安会。
最初列名筹安会理事的所谓“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颇为体现出袁世凯筹划为帝制造势之匠心与用意。袁不用旧官僚和旧帝制派，而用曾加入过同盟会并为反清革命干将而又在事后拥己的孙、李、胡、刘及学界名流严复，以此撇清自己与清室的关系，同时堵社会舆论之口。但他们在筹安会中多不过挂名而已，理事长杨度才是筹安会真正的核心人物，从理论鼓吹到实际策划，为袁世凯称帝出了大力。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打着关心国事的旗号，声称：“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其后，杨度又以《君宪救国论》成为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的头号吹鼓手，其行帝制的理论依据与古德诺同为一体，即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人人皆知大乱在后”，故“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如此则“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杨度此论公然倡言帝制，“与规定之国体相反，在法实为大逆！共和政府竟容筹安会高唱异说，绝不干预，则上峰固赞成筹安会之活动矣，又何疑焉。”